Effects of Anions and pH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Diclofenac in Water Solutions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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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氯芬酸(DCF)是一种常用的非甾体消炎药,随着生产量和使用量的不断增大,其在环境中被频繁检出。DCF能在生物体内富集,对生物具有潜在毒性,已经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DCF的准确定量是开展其相关研究的基础,在应用液相色谱测试DCF的过程中,通常通过前处理消除样品基质干扰,但关于基质如何干扰DCF测量并没有详细研究。为了满足野外及实验室测试需要,本文针对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检测DCF过程中,水体中常见的阴离子SO42-、Cl-和NO3-,液相色谱流动相组成和水样pH对DCF准确定量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 SO42-和Cl-对DCF的最大吸收波长(277 nm)没有影响,但是NO3-的存在会使DCF的最大吸收峰发生偏移,产生红移现象,并且使吸光度略微增大;②同等条件下,在酸性介质(pH < 5)中DCF的定量结果比在碱性介质中的低。与碱性介质(pH=7.26)中DCF的峰面积相比,样品在pH=2.01的酸性介质中测得的峰面积减少73.14%,因此在碱性条件下DCF定量更为准确。Abstract: Diclofenac (DCF) is one of the widely used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With the increase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DCF is frequently detected in the environment. DCF can be enriched in organisms and has potential toxicity to several organisms, causing much concern. The accuracy determination of DCF is the basis for other studies. In a previous study, pretreatment methods were always used to eliminate matrix effects during the measurement of DCF, but how the sample matrix influences DCF measurement was not studied in detail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field sample measurement and laboratory research, the effects of common anions SO42-, Cl- and NO3-, solution pH, and mobile phase constitution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DCF using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the UV-Vis detector (HPLC-UV)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42- and Cl- had no effect on the maximum absorption wavelength of DCF (277 nm), but NO3- changed the maximum absorption wavelength of DCF (277 nm) and resulted in the red shift phenomenon.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 the measured concentration of DCF by HPLC in acidic medium (pH < 5) was lower than that in an alkaline medium. Comparing with the peak area of DCF in alkaline medium (pH=7.26), the peak area of DCF in acidic medium (pH=2.01) decreased by 73.14%. Therefore, determination of DCF under alkaline conditions has greater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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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water environments /
- diclofenac /
-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
- anions /
- pH /
- mobile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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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源示踪是追溯物质来源、揭示其搬运路径的重要手段,对理解物质源汇过程具有重要研究意义[1]。目前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是分析被检样品的稀土元素(简称REEs)的地球化学特征,其依据在于物质来源不同,成岩矿物、沉积物等呈现不同的REEs分布模式[2]。REEs包括元素周期表第六周期副族的镧系元素(La~Lu)以及钪(Sc)和钇(Y)元素,它们的晶体化学性质很相似,在自然界密切共生,但同时各REEs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图 1),导致REEs在外部条件发生改变时会发生分馏,因此,REEs的地球化学特征是其作为物源指示剂的重要理论依据[3]。传统的REEs物源示踪研究主要基于沉积物、土壤、矿物等物质中REEs组成、同位素分异特征,判别物质主要来源[4]。譬如,Liu等[5]通过对华北平原第四系沉积物中REEs含量、特征参数和配分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得到平原沉积物的物质来源主要为区域陆源碎屑的结果。密蓓蓓等[6]基于中国东海周边中小型河流沉积物中的锶钕铅同位素分析结果,判别了东部陆架区沉积物的主要来源,为认识沉积物源汇过程及海陆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REEs在现代社会中使用量不断增加,人为源REEs通过不同途径进入大气、水和土壤等环境介质中,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7]。稀土微肥广泛应用于中国农业生产,稀土农用的面积达数千万亩以上[8]。现代工业中,钆(Gd)作为应用最广泛的REEs之一,其常用作核磁共振的钆对比剂(GBCAs)。自从20世纪80年代GBCAs应用以来,其使用量逐年增加,GBCAs具有很强的亲水性和稳定性,其在传统污水处理中很难被去除,绝大部分可直接进入城市及周边水体[9]。自1996年Bau和Dulski[10]首次报道了德国莱茵河中Gd正异常后,目前,已在全世界范围的地表水系统中发现了人为源Gd(Gdanth)这种新兴污染物[11]。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REEs的使用更为广泛,人为源REEs的使用、排放和污染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环境问题[12]。以往REEs物源示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质成因的REEs,常用于示踪土壤、沉积物、岩石等的物质来源。而关于人为源REEs的研究还相对缺乏,并且受检测技术限制直接测定人为源REEs含量十分困难,传统估算人为源REEs的方法难以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误差。
近年来,随着高精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及其联用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为源REEs的研究不断深入。2009年,科研人员[13]首次利用亲水离子色谱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技术(HILIC-ICP-MS)分析了医院污水和污水处理厂中人为源Gd形态,明确了GBCAs的种类及分布特征,在人为源REEs地球化学示踪及环境风险防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ICP-MS及其联用技术在解决传统分析测试技术难以判断的某些争议性问题方面也表现出突出优势。李晓春等[14]利用激光剥蚀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技术(LA-MC-ICP-MS)对白云鄂博矿床钐钕同位素进行原位分析,为厘清矿床的成矿演化历史提供了关键证据。当前,ICP-MS及其联用技术在REEs物源示踪方面的研究工作发展迅速,并且已取得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结果。本文主要阐述了REEs地球化学特征(组成、同位素、形态)在物源指示方面的研究进展:①REEs组成、同位素信息在传统物源指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②REEs化学形态在指示人类活动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此基础上综述了ICP-MS及其联用技术在分析REEs地球化学特征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对目前的技术瓶颈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研究方向作了展望。
1. 稀土元素用于物源示踪的多维信息
在REEs物源示踪研究中,REEs组成、分异特征及同位素分异信息被广泛应用于岩石、矿物等的物源指示研究中;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人为源REEs越来越多地进入自然环境中,可能会影响地质成因REEs的地球化学特征,进而影响物源示踪结果。REEs赋存形态在示踪人为源REEs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本文主要围绕应用于物源示踪研究的REEs组成及分异特征、同位素分异特征以及赋存形态三方面内容进行概述。
1.1 稀土元素组成及分异特征
REEs的地球化学行为独特,其在岩石等介质中的环境行为等皆由其原子结构和性质所决定[5, 15]。REEs原子结构的特点是原子序数大与电子层结构独特,上述特性决定了自然界中REEs的相对丰度呈现规律性变化,遵循“奇偶效应”(Oddo-Harkins),相较于偶数原子序数,奇数原子序数REEs(La例外)在自然界中丰度较低[15-16]。为消除这种自然现象,REEs配分模式的研究通常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目前较多用到的标准化物质包括:澳大利亚后太古宙页岩(PAAS)[17]、北美页岩(NASC)[18]、上部大陆地壳(UCC)[19]、昆士兰泥(MUQ)[20]、欧洲页岩(EUS)[21]、世界页岩(WSH)[21]。由图 2可知,REEs在这些标准参考物中的分布具有以下特点:从La到Lu,元素的分布量具有呈波浪式逐渐下降的趋势,遵守Oddo-Harkins法则;轻稀土元素(LREE,La~Eu)丰度远高于重稀土元素(HREE,Gd~Lu)。
REEs由于在搬运、风化和沉积等过程中变化较小,化学性质稳定,可以单独用来追踪物源区。例如,杨守业和李从先已成功应用REEs组成及分异特征判别黄河和长江沉积物的主要物质来源[22]。REEs的配分模式有两种:亏损重稀土元素(HREE)和富集轻稀土元素(LREE)[23]。不同的条件导致了REEs分馏和配分模式特征不同,并且相较于其他REEs,Eu和Ce元素对环境的氧化还原情况较为敏感[24-25]。因此,在以往REEs物源指示研究中,REEs总量(∑REEs)、倾斜程度(LREE/HREE)、铈异常(δCe)和铕异常(δEu)以及曲线总体形态的相互对比是进行物源示踪的重要指标。
1.2 稀土元素的同位素分异特征
与REEs含量相比,REEs同位素特征更不易受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26],因此,可通过将REEs配分模式结合REEs自身的同位素组成进行物质溯源。在REEs中,偶数镧系元素和Y在自然界分布较广,它们有几种稳定同位素,其中含有中子数为82和核子数为偶数的同位素(Ce、Nd、Sm)键能最高、最稳定,它们在自然界分布最广[27]。而Pr、Tb、Ho、Tm和Y等奇数镧系元素仅有一种稳定的同位素,其核子数总是奇数(N+Z),因而在自然界分布较少(仅La为例外)[28]。在自然界中发现REEs的稳定同位素有50多种,各REEs在自然界中的相对丰度如图 3a所示,140Ce含量最高,相对丰度约为26.5%,其次为89Y,约占REEs总量的18.3%。
在REEs示踪体系中,存在Sm-Nd与La-Ce两个长寿命同位素体系。Sm-Nd体系中,母体核素147Sm经α衰变(衰变常数λ=6.54×10-12a-1)形成子体核素143Nd,Sm与Nd的离子半径与化学性质相似,子体143Nd形成后继承母体在晶格中的位置,不易逃逸。Sm-Nd法已广泛应用于地质年龄测定、地幔岩石物源及其成因的研究。例如,王汾连[29]基于REEs和Nd同位素特征信息,得出太平洋深海沉积物主要来自于火山源与陆源的混合的结果[29]。目前,研究普遍认可不同类型岩石的Nd同位素成分具有明显的差异,由图 3b可知,同类岩石,尽管产地不同,却具有相近的Nd同位素成分。拉斑玄武岩和碱性玄武岩Nd同位素比值存在系统差别,这表明它们是从地幔的不同部分导生的;拉斑玄武岩的143Nd/146Nd比值比球粒陨石高,而碱性玄武岩与球粒陨石类似,这可能是地幔分异所导致的结果。
La-Ce体系中,长寿命母体同位素138La经β-蜕变(λ=2.58×10-12a-1)生成138Ce,La和Ce均属于LREE,属于不相容元素,倾向于在地壳中富集[30]。La-Ce是唯一在自然条件下具有可变价衰变子体元素的同位素体系,Ce易被氧化为Ce4+,Ce4+的络合效应与其他REE3+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导致Ce与其他REEs发生分馏,进而影响了矿物中138La/142Ce比值和138Ce生成速率;但在还原条件下由地质演变过程引起的La-Ce体系的分馏效应并不明显[31]。Ce独特的地球化学性质决定了La-Ce体系在溯源示踪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尤其是与Sm-Nd体系的应用相结合。La-Ce与Sm-Nd参数变化能够综合反映矿物成矿过程中经历的地质变化,并进一步为物质的溯源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1.3 稀土元素的赋存形态特征
REEs属于过渡类元素,但紧靠金属类元素,REEs的金属性很强,也属于典型的亲氧元素,在自然界多以氧化物或硅酸盐、磷酸盐、碳酸盐、氟碳酸盐等形式存在,而极少以硫酸盐或硫化物的形式出现[33]。因REEs与氧和氟的电负性相差很大,故REEs主要以离子键形式存在,其次为共价键[34]。当溶液的碱度增高,且有F-、CO32-、SO42-、PO43-等存在时,易以络合物的形式迁移[35]。REEs在自然水体中既可以自由离子(REE3+)的形态存在,又可以配合离子和吸附态形式出现,水体中REEs主要以溶解相、悬浮相或和沉积相三种相态存在[36]。绝大多数河流中溶解态REEs相对于页岩呈现一定程度的HREE富集,而悬浮态REEs则表现出LREE相对富集的特征。很多研究证实了溶解态REEs的分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源区REEs的地球化学特征的影响[37]。
随着REEs在人类社会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为源REEs进入水体等自然环境中,可能会影响地质成因REEs的分配特征,进而降低了物源示踪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人为源REEs的稳定性较强,以GBCAs为例,Gd-DTPA络合物在半年时间内仅减少了约6%[38],并且大环状Gd螯合物更稳定、环境半衰期更长[39],人为源REEs已成为影响生态环境安全的潜在新兴污染物。德国等发达国家自然水体中检出的GBCAs以大环型为主,线性GBCAs检出频率较低,譬如,2021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未在日本水体中检出线性GBCAs[40]。2019年,中国排放的Gdanth预估超过十吨[11],并且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中国GBCAs使用量和排放量将持续增加,排入自然环境中的GBCAs也将越来越多,GBCAs等人为源REEs络合物的分析测定将为人为源REEs的示踪研究、指示人类活动提供重要依据。
2. 用于稀土元素物源示踪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技术
用于REEs地球化学特征研究的仪器分析技术众多,ICP-MS及其联用技术的出现与不断发展,显著推动了REEs在物源指示方面的广泛应用。本文分别围绕REEs含量、同位素及形态分析技术进行了详细阐述。
2.1 单一稀土元素分析技术
二十世纪国内外用于REEs含量分析的测试技术主要包括X射线荧光光谱法(XRF)、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仪器中子活化分析法(INAA)等[41-42]。目前,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已被ICP-MS取代(图 4),ICP-MS不仅具有ICP-OES多元素同时分析的能力,而且与ICP-OES相比,具有更高的检测灵敏度,适合于各类环境样品中痕量和超痕量元素检测[43]。由图 5可知,与同位素稀释质谱技术(ID-MS)和INAA相比,ICP-MS及ICP-OES可以测定除放射性元素钷(Po)外的其他REEs含量;相较于ICP-OES,除Gd外,ICP-MS测定标准物质BCR-1中其他REEs的准确度较高。尽管ICP-MS在分析REEs方面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准确度,但由于分析样品本身的复杂性,样品的前处理和检测过程对结果的准确性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张祎玮等[45]比较了敞口酸溶、密闭消解、微波消解和碱熔4种消解样品前处理方法对土壤REEs测定结果的影响,确定并优化了以微波消解为前处理、ICP-MS测定REEs的分析方法。
近三十年来,由于准确、灵敏的ICP-MS的广泛应用,研究人员从各种地质体内获取了大量的REEs分析数据,这有力地促进了REEs地球化学研究的发展。高娟琴等[46]采用ICP-MS分析了白云鄂博矿区土壤等环境介质中REEs含量,研究结果表明,矿区矿石、土壤、植物等样品均表现出富Ce的特征,并且三者之间REEs含量特征表现出明显继承性。何伟等[47]基于ICP-MS对宁东煤田延安组泥岩、砂岩以及煤层顶(底)板REEs含量的分析数据,得出REEs含量未受到成岩作用影响,可以用于对原始沉积物源的判别的结果。贾玉衡等[48]基于ICP-MS对石榴子石中REEs分析结果,得到石榴子石REEs总量分布不均匀,HREE富集、负δEu的结果。为了系统地研究霓长岩化蚀变矿物微量元素特征与稀土矿化关系,郭东旭等[49]对川西霓长岩化脉中的霓辉石等开展ICP-MS微量元素测试,研究结果也可为碳酸岩型稀土矿床找矿勘查提供科学依据。
2.2 稀土元素同位素分析技术
传统的稀土元素同位素分析方法主要包括ID-MS、热表面电离源质谱法(TIMS)等。由于ID-MS仪器价格昂贵、测试耗费时间较长,并未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50]。20世纪70年代以来,TIMS技术在REEs同位素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随着同位素分析测试技术的发展,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技术(MC-ICP-MS)的出现,显著提高了La-Ce、Sm-Nd同位素的测试速度,MC-ICP-MS已成为经典TIMS技术的重要补充。近二十年来,MC-ICP-MS的不断发展,显著推动了REEs同位素体系在物源指示方面的广泛应用[51]。但是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繁杂的前处理流程,并且在样品处理过程中破坏了元素的空间分布信息。
激光剥蚀(LA)与MC-ICP-MS联用技术具有较高的元素空间分析能力(约10~100μm),可以原位获得样品内部La-Ce、Sm-Nd同位素组成的空间分布信息,而且与TIMS等分析技术相比,LA-MC-ICP-MS对样品的制备要求大大降低,分析速度大大提高,可以为矿物的成因演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52],已经成为开展原位微区REEs同位素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然而,相对于TIMS和MC-ICP-MS,LA-MC-ICP-MS技术分析精度降低大约2~3倍[53]。目前,LA-MC-ICP-MS主要用于测定Nd含量比较高(≥100μg/g)的地质样品(如磷灰石、钛矿)的Nd同位素。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当Nd含量大于500μg/g时,LA-MC-ICP-MS技术才可以获得精度较高的Nd同位素信息,而这无疑限制了其推广应用[54]。值得注意的是,LA-MC-ICP-MS快速高效、高空间分辨率的优势远远超过了这种精度的降低,并且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不久的将来,该技术的应用范围将会大大拓宽。
2.3 稀土元素形态分析技术
近年来,科研人员逐步建立了基于离子色谱(IC)与ICP-MS联用技术(IC-ICP-MS)、亲水离子色谱(HILIC)与ICP-MS联用的技术(HILIC-ICP-MS)的人为源REEs的形态分析方法。IC-ICP-MS已成为水体中痕量和超痕量元素形态分析的强有力工具之一。IC与ICP-MS联用的关键是接口问题,由于常规ICP-MS分析中的样品进样是液体,而且IC流动相的流速与ICP-MS的进样流速是相匹配的[55], 因此,IC与ICP-MS的接口不仅容易匹配而且比较简单,通常用聚四氟乙烯管或不锈钢管作为接口, 将IC的流出液直接导入ICP的雾化系统。IC-ICP-MS技术大大简化了样品前处理过程,使元素形态分析的困难大大降低。
HILIC-ICP-MS可以直接测定REEs的物质组成,提供REEs化学形态等“多维”信息,这对物质来源、人类活动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56]。近年来,HILIC-ICP-MS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医院污水、污水处理厂、地表水、自来水等环境样品中Gdanth化学形态的分析[57-58]。2009年,Künnemeyer等[13]利用HILIC-ICP-MS技术首次分析了医院污水和污水处理厂样品中Gd形态分布特征。2021年,Okabayashi等[40]使用HILIC-ICP-MS技术测定Gd螯合物,将醋酸铵溶液代替有机溶剂作为流动相,使检出限降低至3.4ng/L。形态分析方法的建立为人为源REEs研究提供了含量及形态多维信息,为人们精确解析人为源REEs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具有重要的科学及指示意义。
3. 稀土元素在物源示踪方面的应用
以往REEs物源示踪研究主要集中在岩矿、沉积物等的溯源分析方面,然而,随着REEs在现代社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人为源REEs在自然环境中检出频率及丰度明显提高。REEs对人类活动的示踪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REEs物源指示研究的热点之一。
3.1 应用于追踪物质来源
近年来,追踪岩石、土壤、关键元素等的物质来源成为REEs在生物地球化学领域的主要应用之一。科研人员主要根据REEs丰度、同位素分馏等信息,结合相关数理统计模型,完成物质的溯源研究[59-60]。REEs组成、同位素分馏特征信息,可为岩石及矿床的成岩成矿物质来源提供证据。譬如,随着成岩物质来源的不同,花岗岩等成岩矿物呈现出不同的REEs分布模式。幔源型或同熔型花岗岩常呈左高右低的平滑曲线,无负δEu;而来自壳源的花岗岩常具有明显的负δEu,且曲线的倾斜方向变化较大;属于花岗岩化成因的,其REEs型式多呈较平滑的曲线,随着重熔和分异作用的加深,负δEu逐渐增强[5]。
对于土壤、沉积物等环境介质,应用REEs探讨其物质来源及分异形成过程最有成效。例如,黄颖[59]基于REEs含量、分馏特征,结合相关物源指数模型,解译加积型红土的物源信息,结果表明,红土主要受近源物质的影响,物源具有复杂性。齐文菁等[60]基于球粒陨石标准化后的Sm/Nd-δEu物源信息,判别了印度洋东经90°海岭表层沉积物的主要来源,结果显示,北部区域受伊洛瓦底江陆源物质影响显著,而南部区域的表层沉积物最主要来源是苏门答腊岛陆源物质。Guo等[61]基于黄河干流沉积物Nd同位素信息,得出黄河沉积物的εNd沿程变化与近几十年来人类活动对其沉积物源汇过程的影响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REEs也可用于示踪磷(P)这一导致湖泊富营养化的关键营养元素的来源。REEs作为一种重要的物源示踪剂,已广泛应用于土壤侵蚀、泥沙来源等方面的研究[62]。土壤侵蚀物、泥沙作为水体磷的重要来源,因此,REEs示踪技术可能成为示踪农田非点源磷的有效方法。并且这一假设已被很多研究证实,REEs示踪成为识别非点源磷流失的高风险区和防控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方法[62]。Wang等[63]基于模拟降雨试验,研究了REEs和磷随地表径流的流失特征,结果显示,径流中REEs和磷的总损失量显著相关,表明REEs可用于示踪农业非点源磷的损失。
3.2 应用于指示人类活动
通常来说,某一行业在应用中只会使用特定的单个REE而非是REEs群体,因此,单个REE的异常升高现象往往意味着某一特定的人为源输入,进而可以用于示踪人类活动的污染路径及特征[64-66]。譬如,GBCAs因其难以去除而进入水体等自然环境,造成Gd正异常现象[67]。如图 6所示,目前所有大陆均存在Gdanth现象。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日本、韩国等医疗水平比较发达的地区[68-69];而最新的报道中,在非洲等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也发现了Gdanth异常现象[70]。在中国贵阳市[16]、武汉市[71]、苏州市[72]等地也报道了城市水环境中Gdanth异常现象。这意味着随着全球医疗水平的提高,核磁共振的使用更为普及,Gdanth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环境现象。
在稀土资源开发利用的矿区、稀土材料电子垃圾拆解区这两个人类活动密集区域,存在区域周边各类环境介质中REEs含量大幅升高的情况,这对当地生态环境及人类健康造成一定风险[73-75]。譬如,中国典型稀土矿区——白云鄂博冬季总悬浮颗粒物中∑REEs可达297.49ng/m3,高出荷兰地区(4.056ng/m3)数十倍,PM10中单个REE浓度比其他地区高出1~2个数量级[73]。研究证实,电子垃圾中的REEs在自然条件下(pH=7.8的河水)就可被浸出释放,在酸性矿山废水浸出作用下,电子废弃物渗滤液中∑REEs高达575±294ng/g[74-75]。Ma等[76]在广东北江悬浮颗粒物样品中观察到了较高的REEs,并推测其与广东清远电子垃圾回收活动有关。并且值得注意的是,电子垃圾加工和进口国的被试者,以及矿区儿童血液中REEs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77-78]。
4. 结语与展望
REEs地球化学特征是其进行物源指示研究的主要依据。实践证明,REEs分异特征、同位素组成、赋存形态可为追踪物源、指示人类活动提供有力的证据。高精度ICP-MS仪器分析及其联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显著推动了REEs在物源示踪方面的研究,但目前在REEs物源指示研究方面尚有一些不足,未来有望在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 以布点采样调查、检测分析和模型模拟为主的传统REEs物源示踪技术体系,面临着成本较高、采样分析时间较长等技术瓶颈。未来可开发小型便携式、快速简易的REEs检测技术,拓展REEs物源指示的应用领域。
(2) 以往研究通常选择REEs含量或同位素信息进行物质溯源,具有局限性。未来可开发融合REEs含量、同位素、形态等多维信息进行物源指示研究。多源数据融合可增加样品被检地球化学特征信息,为物源解析研究提供更多有力的证据。
(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为源REEs越来越多地进入水体等自然环境中,干扰多介质环境中REEs组成,降低基于地质成因REEs物质溯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未来研究需首先考虑周边人类活动是否对研究区域造成显著影响,再进行传统物源指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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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流动相体系下DCF的色谱峰的特点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chromatographic peak of DCF in different mobile phases
流动相体系 1.0 mg/L 1.5 mg/L 出峰时间 峰面积 峰高 容量因子(k’) 出峰时间 峰面积 峰高 容量因子(k’) 甲醇+水(磷酸调节pH=2.5)=80:20 4.348 45895 5681 1.898 4.352 67706 8309 1.685 甲醇+磷酸盐缓冲液(pH =2.5)=70:30 9.227 47942 3178 4.901 9.229 71853 4769 4.824 甲醇+1%冰醋酸水溶液=75:25 6.004 48223 4475 2.153 5.999 72287 6711 2.152 乙腈+水=70:30 3.223 45100 6885 1.061 3.243 67807 10012 1.064 乙腈+0.1%甲酸水=75:25 2.915 44858 7327 0.594 2.912 67669 11044 0.594 乙腈+0.1%磷酸水溶液=60:40 5.158 44227 5306 1.774 5.159 66662 7966 2.125 表 2 不同pH条件下DCF峰面积和吸光度
Table 2 The peak area and absorbance of DCF in different pH condition
测量参数 pH=2.01 pH=3.95 pH=4.97 pH=6.16 pH=7.26 峰面积 66478 156485 240641 249095 247508 吸光度(277 nm) 0.096 0.09 0.174 0.174 0.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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